米歇尔€€福柯与克劳德€€波纳伏瓦的对话，1968年
克劳德€€波纳伏瓦：米歇尔€€福柯，我其实不想在这些对话中让您重说您已在自己的书里表达得很清楚的东西，也不想迫使您再1次去评论自己写的书。我希望这些对话即便不是全部，最少是大部份在您的书里处于边沿地位，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中发现背面的东西，就好像发现它们隐蔽的脉络。首先，我感兴趣的是，您与写作的关系。但我们已处在悖论当中了。我们应当谈论的是写作的问题。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事前提1个问题：您是如何处理这些您慷慨地允许我向您提出的问题的，或这样说吧，您在接受采访之前，是如何假想这类类型的对话的？
米歇尔€€福柯：我先要对您说的是，我此人会怯场。实际上，我其实不太清楚自己为何会对这样的对话感到担心，为何惧怕自己没法坚持到底。在这么思考的时候，我自问是不是和以下缘由有关系：或许由于我是大学老师，说话的时候有1定的条条框框，必须照着规则来。我写的1些东西，是专门用来构成文章、书籍的，不管怎样说，反正都是用来构成推论性的、阐释性的文章的。我会使用1种合乎规定的话语，那就是教学用语：就是用来对听众讲的，要让听众理解某些东西。最后，还有另外一种合乎规定的话语，就是报告，会议上的发言，是在公然场合说的，或讲给同等背景的人听的，必须解释自己的工作和研究状态。
至于这类类型的对话，呃，我承认自己其实不熟习。我觉得许多人在话语世界里比我更如鱼得水，对他们来讲，话语的宇宙是1个自由的宇宙，毫无阻碍，没有事前存在的规章制度，没有疆界，没有限制，可以为所欲为地交谈，不用急于知道这是甚么样的对话，或自己得说些甚么。我觉得他们已被语言渗透，麦克风的存在、发问者的存在，今后由他们说的那些话语构成的书的存在，都不会对他们造成多大的影响，在这个向他们敞开的话语的空间里，他们会觉得特别的自在。而我，则完全不是这样！我会寻思自己究竟应当使用哪一种类型的话语。
波纳伏瓦：好，那就让我们共同来发现它吧。
福柯：您对我说过，在我们的对话中，不会去重复我在别处讲过的内容。我认为自己没法严格地做到这1点。不过，您向我要求的，其实不是倾诉，不是我的生活，也不是我的体验。因此，我们两个人必须去寻觅1种语言、话语、交换、沟通的层级，它既无关作品，也无关阐释，更不是甚么知心话。那就让我们来试试吧。您说的是我与写作的关系。
波纳伏瓦：当我们读《古典时期疯颠史》（以下简称《疯颠史》）或《词与物》时，觉得很震动，由于我们看见了1种极端精确、极富洞察力的解析性的思想，而它的基础就是写作，其回肠荡气的地方其实不仅仅专属于哲学家，而是与作家有关。在那些有关您作品的评论文章中，人们找到了各种独属于您的观念、概念、分析，但独独没有提到那种让您的著作具有更大维度的震颤感，您开启的其实不仅仅是某个推论性的写作场域，而是文学写作的场域。浏览您的作品，我们就会有种印象，即您的思想与既严苛又抑扬抑扬的表达情势是难以分割的，如果语句没有这类节奏，如果它没有被这类节奏所支持，并未随着这类节奏发展的话，那思想也就会显得不精准。所以，我想知道写作这件事对您来讲究竟代表了甚么。
福柯：首先，我想就此明确1点。从我个人来讲，我对写作神圣的那1方面其实不特别痴迷。我知道如今许多投身于文学或哲学的人都能体会到那种神圣感。毫无疑问，在西方，从马拉美开始，写作就具有了神圣的维度，这是1种关乎本身的，而非外在的活动。写作是凭着本身而建立起来的，其实不是为了去陈述、去证明，或为了去教授某样东西，而是为了立于彼处。这类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今这个时期，可谓语言存在的记念碑。我得承认，我的亲身体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对我来讲，写作就是显现而已。针对写作，我1直持1种近乎伦理的不信任感。
波纳伏瓦：您化工厂工作服要求能解释1下这1点吗？告知我们您究竟是如何触及写作的？我要提示您的是，我感兴趣的是写作的米歇尔€€福柯。
福柯：我的回答可能会让您有些吃惊。我会对自己（我很高兴和您1起来）做1个实验，它和我对其他人做的实验截然不同。我在讲起1个作者的时候，总是试图不去斟酌他生平中的种种因素，也不会去留意其社会与文化背景，他诞生在甚么样的环境里，在何种知识领域内成长。我总是会试图将人们通常所说的心理状态撇开不谈，只是使他像1个开口说话的纯洁的主体那样来运作。
事实上，我会利用您向我发问题的机会，来表明自己正好截然相反。我会颠覆先前的观点。我会反对自己，颠倒自己在说到其他人时，就言说的意义所持的观点。我会试图向您说明，在我的生命进程当中，写作对我来讲究竟意味着甚么。让我1直以来最为萦怀的是（固然不是指最早出现的，而是指固执的程度）在写出好文章时所碰到的困难。从我们上小学时所理解的角度来看，写出好文章就是指要让1页页文字可读性强。我认为，乃至可以肯定，我在班上，在学校里，都可以说是写得不忍卒读。这类状态延续了好长1段时间，直到上中学的头几年为止。上6年级时，他人让我要写得特别，这就让我不知如何动笔了，不知如何把文章1笔1画地好好写出来。
因此，我和写作之间的关系就有点复杂，有点负载过量了。还有1件难忘的事，产生的时间更近。事实情况是，我历来没把写作、写文章这类行动太当回事，特别想写作的情况到我近310岁的时候才出现。固然，我也学习过人们所谓的文学。但研读文学作品（习惯于解释文本，写论文，通过考试），再怎样样，都没让我产生对写作的爱好。而是恰恰相反。
为了能够尽量地发掘写作的乐趣，我就必须成为异乡人。当时，我在瑞典，必须要用我掌握得很差的瑞典语来讲话，要不就是用说得很费力的英语来交换。我对这些语言所知甚少，这样1来，在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乃至好几年里，我连自己想要甚么都说不清楚。当我说这些语言的时候，就发现我想要说的这些语言在我眼前竟乔装改扮，简化成了嘲弄人的小木偶。
在我发现自己没法用好母语时，便发现首先，它厚实、坚固，虽不单单像我们呼吸的空气那样，却又有着绝对发觉不到的透明度，其次，它还有自己的法则，有自己的通道，自己的捷径，自己的谱系，自己的嗜好，自己的棱纹，自己的粗糙，简而言之，它有自己的面貌，构成了自己的风景，你大可以在里面散漫步，在词语的蹊径当中，在语句的周围，会猛然发现先前从未出现过的那些观点。在我只能用陌生的语言说话的瑞典，我才理解自己所用的语言有着很是独特的面貌，我能栖息其间，把它当作我的居所中最隐蔽，却又最坚固的所在，这1无所在的所在，就是由我身处的异国他乡构成的。终究，我们能行走其上的唯1真实的国度，独有的花岗岩，我们能停留其间、居停其间的住所，恰恰就是语言，是我们孩提时期就已习得的语言。因而，对我来讲，就是要去复活这门语言，要去建造1所语言的小屋，而我就是这屋子的主人，对它的角角落落我都能了如指掌。我认为就是这1点让我很想去写作。说话的可能性被我放弃了，因而我发现了写作的乐趣。在写作的乐趣和说话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1种难以兼容的关系。在难以说话的地方，就会发现写作隐蔽的、艰辛的、有那末点危险的魅力。
波纳伏瓦：您说过，很长1段时间以来，写作对您来讲其实不见得是1项严肃的活动。为何？
福柯：是的。在有了这个体验之前，写作对我来讲都不是甚么很严肃的事情。它乃至是1件相当轻浮的事情。写作，就是自命非凡。我心想我贬低写作是不是出于自己孩提时期价值体系的问题。我属于行医阶层，即那种外省的医生阶层，就那种小城昏昏欲睡的生活而言，这个阶层的适应性无疑相对更强，或依照人们的说法，就是更进步。但不管怎样样，通常来讲，特别是外省的医生阶层，都是相当守旧的。这个阶层还停留在19世纪。应当用社会学的方法来好好地研究1下法国外省的医生阶层。我们会发现在19世纪，医学界，更确切地说，业界的医生正在资产阶级化。在19世纪，资产阶级在医学中，在对身体和健康的忧愁中，找到了1种平常的唯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医学唯理论正在替换宗教伦理。19世纪的医生曾说过这样1句极为深入的话：“在19世纪，健康已取代了救赎。”
我认为医生就是这样构成的，变得日趋去神圣化，他代替了教士，在自己周围聚集了18和19世纪外省的、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所有古老的信仰和迷信，并使之理性化，我认为这样的人物至今还是固化不变的，和那个时候很是相像。我就成长在这样的阶层中，在这个阶层里，理性几近总是带有威力无穷的魔力，在这个阶层中，这些价值观都是和写作的价值观唱反调的。
由于，医生（特别是外科医生，我就是外科医生的儿子）是用不着讲话的，他只要聆听就好了。他会聆听其他人的话语，不会把那些话太当回事，不会去理解那些话想要表达甚么意思，但会透过它们捕捉到顽疾的症候，也就是指身体疾病、机体疾病的症候。医生聆听，是为了透过他人的话语，与那人身体沉默的真相相逢。医生其实不讲话，他只会行动，也就是说他会触摸，他会参与。外科医生会发现沉睡的身体的病变，他会打开身体，再把它缝好，他会做手术；所有这些都是在沉默不语中，在尽量不说话中进行的。他说的唯1的几句话，就是言简女装奔驰工作服意赅的诊断和医治用语。医生讲话，只是为了用1个词来讲出真相，开具处方。他说出疾病的名称，开具处方，仅此而已。就此而言，医生的话语特别的希少。毫无疑问，在古时候的临床医学实践中，话语的功能就这样贬值得很利害，很长1段时间以来，这对我影响很大，直到10年、102年前，对我来讲，话语永久都是空谈。
波纳伏瓦：您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完全颠覆了这类最初贬低写作的观念。
福柯：颠覆明显来得更早。但人们写自传总喜欢停留在庸俗的逸闻趣事上，由于这样才能让人有兴趣停下来。有人说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终究赋予了如此贬值的话语以某种价值和某种存在的模式。目前，我所关心的问题，事实上也是这10年我1直关心的是：在像我们这样的文化中，这样的社会中，话语、写作、言说的存在究竟有何意义？我觉得我们历来就没有赋予这样的事实以如此的重要性，即再怎样说，言说总是存在的。言说其实不仅仅是1种透明的胶片，透过它，我们就可以看见事物，它也其实不仅仅是照出人们所思所想的镜子。言说有其自己的质地，自己的稠度，自己的密度，自己的功用。言说的法则就像经济法则那样存在着。言说，就像记念碑似的存在着，就像1门技术那样存在着，就像社会关系体制那样存在着……
这类专属于言说的密度，就是我所要诘问的。固然，与我孩提时期将话语完全贬值的做法相比，这已是彻彻底底的转变了。我觉得（我认为这只不过是所有那些自认发现了某些东西的人的幻觉而已）我的同时期人都是我孩提时期的那种空中楼阁的受害者。他们就像我之前所相信的那样，就像我家人所相信的那样，也很轻易地认为言说、语言，归根到底不是甚么了不起的大事。我很清楚地知道，语言学家们已发现语言之所以很重要，是由于它遵从法则，但他们特别坚持的是语言的结构，也就是说是潜伏的言说的结构。但这正是我要诘问的，我要问的是现实当中的言说显现的模式和功用，我要问的是言之有效的那些事物。这触及到对言之凿凿的事物进行分析。而这都与我小时候想的完全相反。
虽然如此，不管我有甚么样的转变，直到我开始写作之前，肯定都会在我的孩提时期存有1定数量的演化的线索，这样就可以重新回溯过去。比如说，让我极其震动的是，我的读者都会自动认为，在我的写作中，有某种挑衅性。就我个人而言，我绝对没有这样的体验。我认为自己现实当中历来没攻击过某人。对我来讲，写作是1种极为温顺、静谧的活动。我写作的时候，有种如丝绒般光滑的印象。对我而言，丝滑写作的观念犹如1个熟稔的主题，自有其情感与感知上的极限，在我写作的时候，它不停地缭绕着我的写作计划，引导着我的写作，让我每时每刻都能选择自己想要使用的那些表达方式。就我的写作来讲，丝滑是1种标准的印象。因此，当我发现人们觉得我的写作干巴巴、咄咄逼人时，我很是吃惊。细细想来，我觉得他们也有道理。我以为在我的笔端有1种古老的手术刀的传承性。不管怎样：我在白纸上描画出这些挑衅性的符号，就像我父亲做手术时，在他人的身体上划手术刀1样？我只是把手术刀转换成了钢笔。我将医治的有效性转化成了自由言说的无效性；我用纸上的涂鸦取代了身上的瘢痕；我用写作中可擦的、涂抹得干干净净的符号取代了瘢痕的不可擦性。或许，我应当走得更远。对我来讲，纸张也许就是他人的身体。
肯定的是，我近310岁时所体验到的，就是开始感遭到写作的乐趣，这类乐趣总是在和他人的死亡，亦即普遍的死亡，打些交道。写作与死亡之间的这层关系，我不太敢妄语，由于我知道像布朗肖这样的人曾常州邹区工作服生产厂家对更本质、更普遍、更深入、更具决定性的事物的主题说过很多，远比我现在所能说的好很多。我在这里只是说说那些印象，它们就像是壁毯的背面，目前，我试图循着它们走下去，我觉得壁毯的另外一面也很有逻辑，而且勾画得也很漂亮，不管怎样说，不比我展现给他人看的地方勾画得更差。
对您，我想稍稍在壁毯的这个背面停留1下。我会说，对我而言，写作与死亡相连，或许本质上是和他人的死亡相连，但这其实不表示写作就像是谋杀他人，伤害他人，去反对他们的存在，这类终极性的谋杀行动会将他人清场，在我眼前敞开1个至高无尚的自由空间。完全不是这样。对我来讲，写作，就是关涉他人的死亡，但从本质上来看，是在关涉已死亡的他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讲的是他人的尸体。我应当承认这1点，我是在稍稍假定他们的死亡。谈论他们的时候，我处在了正在验尸的解剖学家的位置上。我用写作来游遍他人的身体，沧州制作工作服我将它们切割开，我撩起他们的表皮和皮肤，我试图去发现里面的器官，让这些器官敞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终究让疾患的病灶、恶的病灶显现出来，而这病灶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思想的特点，它具有消极性，终究构成了他们本身。事物和人的有毒的心脏，就是我1直试图曝之于光亮当中的东西。而我也总算明白了人们为何会认为我的写作是在挑衅。他们觉得其中有某种判他们死刑的东西。事实上，我远比这天真很多。我并未判定他们死刑。我只是假定他们已死了。这就是为何当我听到他们在大喊大叫的时候，感到如此吃惊的缘由。我像解剖学家示范解剖时，被解剖人在他的手术刀下猛然醒过来那样吃惊。眼睛猛然睁开了，嘴巴开始喊叫了，身体开始扭曲，因而解剖学家惊呆了：“瞧，他还没死！”我认为，这就是那些人在读过我的著作后批评我或朝我大喊大叫的缘由。我向来都很难去回应他们，除非找托词，可他们或许又会以为这其中含着1丝嘲讽，但其实这真的是我表达吃惊的方式：“瞧，他们还没死！”
波纳伏瓦：我想起了热内这样的作家和死亡之间所能有的关系。他在为死者写作的时候，当他想让死亡的剧院活跃起来的时候，他就成了这个阴影剧院的负责人，他成心待在另外一侧，在我们的世界的背面，既可以向我们的世界挑衅，又可以超出它。在他身上，也有使犯法增值，让读者置身于受害者地位的意愿。他的态度既满怀诗意，又富于豪情。而在您那儿，我觉得这层关系极其不同，您倾注于死亡的眼光具有临床的、中性的特点。
福柯：是的。我并没有通过写作来杀死他人的企图。我只是在他人已接受的死亡的基础上来写作。这是由于他人死了，我才能从某种意义上去写他们的生活，只要他们还在那儿，还在微笑，还在说话，就会禁止我去写作。与此同时，我的写作对他们的唯1的敬意，就是同时去发现他们的生命与他们的死亡的真相，疾病的秘密可以解释他们从生到死的那段道路。这个有关他人从生转向死亡的观点，对我而言，实际上就是写作可能性的场域。
波纳伏瓦：这是不是就解释了为何您的大部份著作都针对过去的知识体系及言说模式？
福柯：是的，我认为依照这个情况，就应当能清楚地解释某些事物。首先是这样1个事实，即对我来讲，总是很难去说现在。固然啦，我觉得自己还是能讲讲离得很近的事物的，但只要在这些很近的事物和我写作的时刻之间，有极细微的差距，那在这片极薄的胶片上就会确立起死亡。不管如何，人们常常碰到的评定写作时用到的那些主题，写作是为了复生，写作是为了重新找复生命的秘密，写作是为了实现既是人的€€€€也许€€€€又是上帝的那种活生生的话语，对我而言都极为陌生。就我而言，话语始于死亡以后，始于这层断裂确立起来以后。写作对我来讲就是死后的偏移，而非通往生命之源的道路。也许正是因此，我的语言情势特别的反基督，毫无疑问，它确切要比我不停搅动的那些主题更加反基督。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之所以对过去感兴趣，也许就是由于这1点。我对尝试复活过去毫无兴趣，那是由于它是死的。其中没有丝毫的复活目的论，无宁说只有对过去已死的视察。有了这个死亡，我们就可以陈述那些绝对宁静的事物，用的是完全分析性和解剖性的方式，南航汕头机务工作服而不会朝着有可能反复或复活的方向行进。也正是出于这个缘由，没有甚么比渴望从往昔中重新找到起源的秘密离我更远的了。
对我来讲，由此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其实不会说自己是不是在写甚么哲学史。他人常常问我，我写的究竟是甚么，我究竟想说甚么，如果我是历史学家，或哲学家，或社会学家，那为何写的是这个，而不是其他的东西等等。要做出回答，我真的是很难堪。如果他人能像今天您给我提供的机会那样，让我可以为所欲为地回答，那我肯定会僵硬地回应道：我既非这个人，亦非那个人，我是医生，可以说我就是诊断医生。我就想做诊断，我的工作就是用写作来切割某样东西，也就是死亡的真相，将它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就此而言，我写作的轴线并不是是从死到生或从生到死，这不是生，无宁说它就是真相。必须透过无辜、迟钝的死亡来寻觅，它其实不是丧失的生命之颤栗，而是谨慎翼翼地将真相展开。从这个范围来说，我可以把自己叫作诊断医生。但诊断难道是历史学家、哲学家、弄政治的人的使命吗？我不知道。不管怎样说，这触及到语言的活动，对我而言，这类活动特别的深入。实际上，我不写是由于我头脑里有东西，我不写是由于想去证明在自己眼前的东西，也是为了已得到证明和分析的东西。写作本质上就是接受1项任务，对我自己而言，有了这项任务，并且在完成任务以后，我就可以找到我并未见到过的东西。当我开始写论文、著作，不管甚么的时候，其实我都不知道写作会通往何方，也不知道它为何要前往那个地方，更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揭露甚么。我只是发现自己已证明了我就是在这类运动中写作的，就好像在开始写作的时候，明确地说，写作就是对我想说的话做出诊断1样。我认为既然像我父亲和祖父母那样，我也想诊断疾患，那我对自己的传承就会很忠实。只是，和他们不同的是（在这方面，我和他们有了区分，而且还和他们截然相反）1开始写作，我就想做出诊断，我想对言说的这个要素进行诊断，而医生们通常则会对此保持沉默。
很抱歉，我在这儿要提到另外一个使我相形见绌的类似性。我1直对尼采很感兴趣，我历来没想过要让这个事实成为他人谈论的对象，我总是试图认为自己的写作与尼采这个超出时间的、不可抗的、父性的形象具有亲缘关系，确切地说，连接点是在这里：对尼采而言，哲学首先是诊断，它关涉的是生病的人。简而言之，对他来讲，哲学既可对文化疾患进行诊断，又可对之进行强力医治。
波纳伏瓦：我觉得，这里的两个问题彼此相干，应当可让我们继续分析企业工作服收费您的方法。难道不正是为了更好地掌控这个诊断工具，对您来讲，写作就是这类工具，所以您才首先写了如《疯颠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等著作，它们都与医学相干，或将医学纳入了视阈当中？选择这些（因与医学界的关系而凸显了其价值的）主题，难道不是企图或多或少成心识地、尽量地减轻您身为作家的罪行感吗？
福柯：从我现在所置身的视角来看，从对准叙述（quasi-récit）的寻求来看，我认为必须在我对疯颠所能说的和我对医学所能说的之间做出很大的辨别。
如果回溯至孩提时期，回溯至我写作的那段地下时光，我还能生动地记得在我生活于其间的那个医生阶层当中，不但是疯颠，而且包括精神病学，都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老实说，那是1种极具轻蔑含义的地位。为何会这样？由于，对1个真实的医生来讲，对1个照料身体的医生来讲，特别是对1个要去打开身体的外科医生来讲，疯颠很明显是1种顽疾。这类疾病粗略来讲并不是是以机体作为基质的，或不管怎样说，对这类疾病，1名好医生是认不出其精密的机体基质的。照这类情况来看，此处触及到的疾病蒙蔽了真实的医生，由于它其实不是病理学常规意义上的真相。结果，它就成了1种虚假的疾病，乃至几近不能算是疾病。为了得到后面的这个结论，即疯颠是这样1种疾病，它伪装自己是疾病，但其实并不是如此，只要逾越1小段距离就可以得到这个结论。我完全不敢肯定的是，在我所生活的那个阶层中，这1步是不是其实不像我们现在聊天那样，或最少像我们现在聊天会给儿童的心灵留下的印象那样，可以轻而易举地逾越那段距离。
如果疯颠是1种虚假的疾病，那末医治该疾病并认为它是1种疾病的医生又该当何说呢？这样的医生，也就是精神病科医生，就必定会遭到嘲笑，由于他弄不明白自己所关心的其实并不是真实的疾病，因此，他是个不合格的医生，老实说，也就是个江湖郎中。由此看来，相比其他人，这类暗含其间的意涵毫无疑问总是会更深远地铭刻于儿童的脑海中，他会认为疯颠是1种虚假的疾病，只有江湖郎中才会去医治它。我认为20世纪外省的1名价值观可追溯至上世纪中叶的好医生，相比哲学和文学，依然会对疯颠和精神病学更感陌生。由于我对疯颠感兴趣，再加上我对它和医治这类疾病的医生感兴趣，可我又其实不是以医生的身份这么做的，那我明显就会有两重的转变。
事实上，《疯颠史》几近可以说是我生命中的1个意外。我写它的时候，还没有发现写作的乐趣。我只是想让自己当个写精神病学小史的作者，只不过会专门针对精神病学知识、医学和医生写1篇易读的短文。但由于发现这样的历史太过贫乏，因而我就向自己提了1个略微有点错位的问题：在精神病学和疯子之间，甚么才是这类既具关联性又具同谋关系的共存的模式？疯颠和精神病学如何才能彼此同构，彼此反对，彼此面对，又彼此吸引？我认为只有像我这样几近具有遗传下来的不信任感、在精神病学方面不管如何都会深深地立足于往昔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恰恰相反，我就历来没有提过这样的问题，即通常意义上的医学和通常意义上的疾病是如何彼此相干同构的。我以极为深入、极为执着的方式隶属于这样1个医生阶层，其实不是为了去了解医生完全不受疾病侵扰的观点，也不是为了去了解疾病和病人都会与医生保持完善距离的看法。我还清晰地记得，实际上，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家没有1个人会得病：生病只是其他人的事，而和我们无关。
有种观点认为，会有1种像精神病学的医学情势，它绝对不会凌驾于其对象之上，这类医学从1开始，从它具有可能性起，就在它所有的发展进程及脉络当中，都与它所治疗的疾病，也与其对象具有同谋关系，这类观点认为传统医学本来会得到极好的表达。我认为这就是传统医学不看重疯颠和精神病学的本源，因而我就有了1个计划，要将精神病学和疯颠置于某种永久互动的网络当中，同时去描写它们。我知道有相当数量的精神病科医生被我的著做弄得目瞪口呆，他们从中看到了某人在满怀歹意地肆意反攻他们的职业。这或许是真的吧。毫无疑问，我在《疯颠史》开卷处就谈到了这类贬值论。但毕竟（抱歉的是，我又要举1个如此高蹈、如此高不可攀的例子）自尼采以来，大家都知道贬值乃是知识的工具，如果我们不去撼动价值等级制的习惯性秩序，那末知识的秘密也就不会冒着风险自行显现出来。因此，很有可能我的不信任感，这类极为古老的、极为幼稚的不信任感，很快就可以被反思消解掉，但或许又被完全地打压下去，这样便使我能够去发现其间相当数量的关系，否则的话，我很有可能会完全不了解它们。现在，让我震惊的是，许多精神病科医生对自己的职业，对精神€€病理学，对精神病学的机构，对医院，也都提出了问题，在这许多精心提出的公道的问题当中，我发现有相当数量的主题，自己也曾从历史角度交叉触及过。毫无疑问，他们置身于本身职业的内部，是不得已才去贬低的，但不管怎样说，他们还是为价值体系稍稍清了淤，将它略微撼动了1点，由于毕竟他们已习惯于这样的价值体系，而他们的先辈也都是在这之上进行尝试的。
